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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降低产品成本，就只能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压缩工人薪水等办法。工人文化程度低，技术熟练程度不如洋人，再加上管理落后，制度缺失，工人劳动繁重且无效率，如何与工作时间也在九、十个小时的外国企业竞争？

    唯一的优势大概便是劳动力价格低，但这显然还不足以抵消各种劣势。

    尽管如此，在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势在必行的选择，陈文强率先在自己的工厂企业中采取了流水线作业和计件工资制，试图用这种日趋机械化的工作和明确分工来获得产量和成本的优势。在工人数量和技术水平能够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他还尽量采用倒班制，使机器的运行和利用率最大化。

    同时，他还聘请西门子公司的管理人员，学习西门子公司的管理办法。比如引入一些激励政策和措施，提供一些简单的医疗服务，推出救助基金给困难职工提供些帮助，并且招收大批薪水只有男工人一半的女工……

    说起来，这些简单而微薄到让陈文强脸红，甚至含有某些不良动机的举措，却得到了广大工人的欢迎和拥护。这让陈文强知道中国的工人阶层是普遍处在怎样的一种工作环境，受到的又是如何苛刻的待遇，更多的中国人是处在怎样的贫困之中。

    比如修筑铁路的工人，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了赶进度，甚至在恶劣天气也尽可能地不停工。但陈文强让他们能吃饱饭，能有帐篷休息睡觉，能按时领到足额的薪水，他们就很满足，甚至因为天天能喝上热的漂着油星的菜汤而感恩戴德。当在汤碗中发现剁碎的、筷子都夹不起来的碎肉丁时，他们会衷心地感叹遇到了厚道善心的老板。

    陈文强时常感到惭愧，觉得自己很黑心。剥削、压榨，这是无疑的，只不过他比别人宽松，却绝不是他已经竭尽全力了。

    不赚钱，拿什么扩大经营，拿什么供养更多的工人，拿什么打破这旧的体制，拿什么摧毁比自己更重、更狠的苛政……

    正如“淘水救人”，陈文强必须硬下心肠，虚伪地拿出一点点的蝇头小利，让工人们更卖力地干活，为他积累着打破笼罩在所有人头上那乌沉沉的天所需要的能量和资本。

    现实是如此实际而残酷，而上天却又给了陈文强一次充当大善人的机会。

    1906年初，长江中下游地区连降暴雨，洪水泛滥，长沙与浏醴萍一带灾情严重，百姓到处逃亡。而官僚豪绅却乘机哄抬米价，以致饥民载道。

    陈文强并不知道这场灾害为萍浏醴起义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他只知道修路工程有受到阻碍的危险，但仔细思索之后，他又觉得未必不是一次投资小，却能加快铁路建设的好机会。

    “以工代赈”！ 中国自汉代以来就存在的经济思想，古代人也知道趁着工价最低的时候搞建设，很多圩田及水利设施便是通过以工代赈而兴修起来的。

    而且，问题的关键不是真的缺米，而是贪官劣绅囤积居奇，哄抬米价。所以，饥民载道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根本原因还是政府措施不力，没有建立起顺当的赈灾抚民的机制。

    要知道，自明朝中后期，便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并且此后再也没有改变。显然，以今湖北、湖南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平原已经取代苏常，成为全国商品粮的基地。一场洪灾，又岂能将官库存粮尽皆耗光？

    从张之洞那里得到的数据也证实了陈文强的判断，米粮尚还充足，甚至邻近省份仍然沿袭过去，前往湖南湖北采购粮食以补本省不足。张之洞的分析是有人煽动灾民，劣绅囤积居奇亦是原因之一。湖南巡抚岑春蓂便有呈文，言说长沙士绅叶德辉等“积谷万余石，不肯减价出售，实属为富不仁”， 又有顽固绅士孔宪教、杨巩等提出停止修铁路、办学堂、设警察等新政，方肯合作。

    “叶德辉是王先谦的门生弟子？”陈文强本想从官库粮仓中借粮或购粮，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也就是只管饭、少给钱的办法，征集修路大军，加快铁路的建设。但现在，他意识到这里面可能有针对他，针对修铁路的阴谋。

    “是啊！”辜鸿铭点了点头，提醒道：“再联系到顽强士绅的条件，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一次反扑。试想，涌入长沙的灾民已不下两万，如果真被他们煽惑而起，实可忧虑。”

    陈文强想了想，望着张之洞说道：“我要从官库借粮，向长沙押运，既平息有可能的动乱，也想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加快铁路建设。大人以为如何？”

    “借粮没有问题。”张之洞沉吟了一下，不无担心地说道：“本部堂担心在暗中搞鬼的未必只是这些劣绅，若有江湖会党煽惑，便很麻烦了。当然，你去也好，多带些巡警，也能保省垣无事。对了，你是要南下去广东接手铁路公司，顺路考察而经长沙吧？”

    “本来是这样计划的。”陈文强说道：“可我派往广东铁路公司的人员刚刚来电汇报，接手很是顺利。事情既已经不是十分急迫，下官走陆路南下，或走水路至广州都是可以的。这样一来，下官在长沙便可多呆些时日。”

    “看现在的情形，走水路应该更安全一些。”张之洞先是关切地提了建议，然后便答应了陈文强借粮赴长沙的请求。

    …………(未完待续……)    ［本章结束］